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十四五”期间以绿色驱动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探析,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十四五”期间以绿色驱动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探析4篇
第一篇: “十四五”期间以绿色驱动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探析
新时代：迈向高质量发展作者：李伟来源：《新经济导刊》2018年第03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经济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出发点。就如何理解和认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我谈几点看法。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本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主要矛盾决定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抓主要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重要经验。能否准确判断和把握主要矛盾，关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提出“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当时的情况，我国还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农业国，现代工业经济只占GDP的1/10左右，人均GDP约30美元，人均发电量7.9度，人均钢产量0.29公斤，学龄儿童入学率仅20%，人均预期寿命35岁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为此，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符合当时的实际，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开展。后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一度出现了偏差和曲折，给国家建设和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党果断作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一历史性转变，是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回归到正确方向的结果。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要矛盾正式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针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重重、轻轻”战略，长期忽视消费工业发展，体制僵化，物资短缺，人民生活匮乏等问题，国家很快调整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并且利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的机遇，果断实施对外开放，激发了我国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创造了古今中外罕见的经济增长奇迹。
第二篇: “十四五”期间以绿色驱动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探析
推动地方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十四五”规划研究 ——以湖南省益阳市为例
文/曾拓天 田野 邓武军
【期刊名称】《中国工程咨询》
【年(卷),期】2019(000)009
【总页数】3
“十四五”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历史时期，本文以湖南省益阳市为例，通过分析益阳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益阳“十四五”期间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一、益阳产业转型发展的基础与挑战
益阳市位于湘中偏北，全市国土面积12320平方公里，总人口493.8万，地处湖南省长株潭、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大湘西三大区域板块的地理中心和衔接地带，处于长沙半小时经济圈以内。近年来，益阳市坚持把培育产业、壮大产业、做优产业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发展中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发展基础
1.建立产业推进机制。益阳市将“产业兴市”确定为新时代新发展五大战略之首,出台了产业兴市暨产业扶贫三年行动计划、定向引进高层次人才、支持加大研发投入等系列政策文件。
2.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全面落实省“5个100”工程，着力实施市“6个10”工程，2018年新签约项目218个，新开工项目242个，新投产项目216个。
3.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深入推进“五大开放行动”，主动对接国家大战略，开展定向性、跟进式、精准化招商，打造了“汇智聚力·建设益阳”恳谈会、“生态农业·智慧乡村”互联网大会、竹文化节等有效平台。
4.切实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积极推行现场协助服务、在线支付服务、网上咨询服务等多项便民措施。大力实施中小企业“小巨人”培育工程， 2018年新增“小巨人”企业10家。
（二）面临挑战
1.技术创新能力仍需增强。益阳市虽然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26家，但均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同时，企业缺乏顶尖人才，导致企业前沿战略性研发不够，技术储备不足。
2.结构调整步伐仍需加快。经济增长对传统产业依赖度高，产业结构不够优化。益阳市拉动规模工业增长的主要是纺织、建材和电力等产业，新兴优势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力度明显不够。
3.要素配置效率仍需提高。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园内企业分布零散，土地征而不用、圈而不建现象依然存在。人力资源短缺、招工难问题较为突出。企业融资渠道比较有限，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
4.产业发展环境仍需优化。“放管服”改革配套措施还不完善,很多项目手续难以在园区完成一站式办结,尤其是土地审批等过程耗时较长、手续比较繁琐。信息化水平不高,信息不能实现共享,存在信息孤岛。
二、益阳市“十四五”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战略构想
为促进“十四五”发展总体目标的实现，益阳市应坚持把产业链延伸、创新链协同、价值链提升作为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即瞄准“四大定位”，优化“三大布局”。
（一）瞄准四大定位
1.建设长株潭现代都市区副中心城市。以益沅桃城镇群为整体，持续推进“东接东进”和“大益阳城市圈”战略，全面加强与长沙的对接，重点加深与湘江新区、宁乡、望城的合作，推进交通一体化、产业互补化和信息同城化。
2.建设国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城市。抢抓国家战略发展机遇，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先，着力推进生态立市，开展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路径探索，不断提升发展的“绿色含量”。
3.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区域中心城市。发挥益阳市地处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区域优势，加快推进城市扩容，引进承接绿色产业转移，将益阳市建成区域布局合理、产业集群特色明显、物流交通枢纽、人文旅游凝聚的洞庭湖区域中心城市。
4.建设智慧标杆城市。以智慧城市建设为总揽，深化与华为公司、58集团、金蝶集团等企业的战略合作；
以数字经济产业园为平台，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全力实施“互联网+”行动，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创新与运用。
（二）优化三大布局
1.空间格局。规划形成“一体两翼三片区”的空间发展格局，即突出建设大益阳城市圈，同步推进湖区经济翼和山区经济翼的发展，形成东接东进的大益阳城市圈核心片区、北联北通的北部发展片区和西连西拓的西部发展片区。
2.产业布局。围绕以食品加工、电子信息、数字经济产业为核心，构建“一横两纵”的产业发展格局。以长益常经济走廊为横向主轴线，主要布局电子元器件、线路板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以安化黑茶、南县稻虾等为特色产品的食品加工产业，以芙蓉云大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纵向形成以益沅南组成的湖区经济翼，主要布局船舶、芦苇等；
以益桃安组成的山区经济翼，主要布局新材料、竹木制品、中药材和森林康养等。
3.交通布局。加快构建综合交通体系，着力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立以“一环七射”“三纵一横”高速公路为主骨架的公路网络，逐步形成益阳-长沙-上海、益阳-荆州-北京、益阳-常德-成都、益阳-娄底-广州等四大高速公路通道。建立“三纵四横”的铁路基础设施网络，争取尽快启动益宁城际轨道建设。建立“一纵两横”的千吨级水运网络。
三、益阳“十四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推动益阳产业发展，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高起点布局高端高新产业，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1.加强战略谋划，明确产业发展重点。抢抓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株潭一体化、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政策机遇，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培育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特色主导产业。对符合发展方向的工程机械、制造、纺织等传统产业实施现代化改造提升，推进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钢铁、有色、煤炭、烟花爆竹等领域过剩产能市场化退出和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旅游、健康养生、文化创意等绿色产业，构建高技术化、高附加值化、低碳化的绿色产业体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产方式。
2.坚持创新发展，激发产业发展活力。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支持龙头企业和园区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产学研用联合体，大力建设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国家、省、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真实施“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建立健全针对性和吸引力更强的人才评价、流动、激励政策，加大留住、培养、引进高端创新人才、技术人才团队力度，推动科技人才、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紧密结合。
3.坚持开放发展，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抓住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和我国产业梯度转移的重大机遇，借助 “港洽周”“沪洽周”“中博会”等平台，建立产业转移跨区域合作机制，全面对接三个“500强”，鼓励承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招商理念，从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强度、税收贡献等方面进行评估，严把招商引资环保关口。充分发挥本地商会桥梁和纽带作用，深入开展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大力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
4.完善体制机制，改善产业发展环境。严格控制投资强度和进度要求，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投入产出比，适度储备工业用地，盘活闲置用地，加强土地开发整理。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逐步压缩企业开办、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最大限度地消除制约产业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培育发展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在产业创新发展中的沟通、服务和桥梁作用。深入推行“互联网十政务服务”，推动政府部门在协同联动、流程再造、系统整合等方面进行改革，提升实体政务大厅服务能力，加强部门间信息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
第三篇: “十四五”期间以绿色驱动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探析
作者：李伟
作者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版物刊名：新经济导刊页码：6-8页
年卷期：2018年第6期
主题词：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创新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高速增长;根本指针
摘要：中共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论断,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有六大内涵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发展新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谋划经济工作的根本指针。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
第四篇: “十四五”期间以绿色驱动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探析
银行业“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与思考“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实体经济对高质量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要系统总结“十三五”以来推动银行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的经验，进一步聚焦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数字化转型、持续完善自身公司治理和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健全完善银行监管和风险处置机制等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以更加便捷、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银行业金融产品和服务切实支撐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在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中实现银行业自身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新发展格局质效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深刻变化提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要服务好“双循环”发展格局，银行业应找准定位，将自身“十四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当前新发展格局而临的难点，以针对性、高质效金融服务助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一）继续推进零售转型，稳慎布局消费金融，服务好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释放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需要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为重点，多措并举鼓励居民有序扩大消费。“十三五”时期，银行业持续推进零售转型，住户部门贷款占境内贷款余额比重持续攀升，20xx年底提高到XX.xx%,同比提高x.xx个百分点。在“十四五”继续扩大内需的背景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围绕客户不断升级的新需求，积极创新业务模式，深挖旅游、医疗、教育、养老等有效消费场景，推进差异化竞争，不断提升产品吸引力，以更丰富多样、成本可控的消费金融产品支持居民消费升级。
（二）加快发展供应链金融，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疏通双循环堵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两头在外”的产业链布局遭遇外部冲击，供应链外迁等脆弱性凸显，
形成双循环的堵点。要以落实八部委近期出台的指导意见为契机，准确把握供应链金融内涵，推动其在规范和风险可控前提下发展创新，拓展新型产业链条，探索与核心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方、互联网供应链平台的全产业链合作新模式，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策支持，严格监管约束，切实提高金融与供应链的协同性，精准服务，有效支持产业链在稳定、完整的基础上迭代升级。
（三）以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创新支撑科技创新，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补齐双循环短板。“十四五”时期要推动建立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对银行业而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服务科技创新的手段与工具。在政策性金融领域，研究设立专事支持基础领域科研创新的政策性银行或基金，提供更多中长期资金支持。在商业性金融领域，坚持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快推进银行业内外部投贷联动政策落地见效，在银行系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整合旗下各类机构特长，协同完善全周期精准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
（四）提升银行业支持制造业发展质效，锻造双循环长板。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xx年制造业增加值超过排名第二、第三的美国与日木之和。但大而不强，低端无效供给过剩与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利润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打造银行业与制造业良性循环的机制，基于产业生命周期，发挥金融对制造业价值发现、风险定价、激励创新、分担风险、并购重组等功能作用，完善政策体系，研究设立制造业中长期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健全社会担保体系，适当提高制造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引导银行发放中长期贷款，实现银行业对制造业金融支持规模稳步提高，期限合理延长，结构明显优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五）统筹安全和发展，以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支持新开放格局和双循环发展。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新发展格局并非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际国内双循环。“十四五”时期，对外开放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将致力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银行业要在统筹开放发展和自身安全基础上，以高水平双向开放支持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继续鼓励有特色和专长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市场展业，稳步提高银行业外资占比。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促
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综合运用各类金融工具，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多层次高水平的银行业金融服务。
践行新发展理念，提高银行业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适配度“十三五”时期，主管部门坚持引导银行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宏观调控、银行监管与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信贷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前x个月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比从20xx年高点时的xx%降至xx%。与此同时，银行业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以小微企业贷款支持为例，截至2020年x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xx万亿元，同比增长xx%,增速比2019年末提高了xx个百分点，支持小微经营主体xxxx万户，同比增长XX%；
前三季度新增XXX万户，与20xx年同期增量基木相当。2020年x月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xx%,较2019年xx月下降了xx个百分点，实现了量增、面扩、价降。“十四五”时期，要践行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聚焦区域发展战略重点领域和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银行体系的适应性和普惠性，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更好地匹配。
（一）落实落细金融服务重大战略，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议金融主管部门强化顶层设计，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统筹，明确区域金融改革主体责任，在细化、实化基础上，提高差别化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区域金融体系构建、特色金融产业发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等政策措施落地起效。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充分考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海南自贸港、黄河经济带等事关长远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区域板块的特色和发展定位，研究制定更“接地气”的金融支持整体方案。
（二）加大“三农”、小微、民营经济支持力度，推动普惠金融提质增效。继续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领域的信贷投放，实现金融支持农村实现脱贫攻坚到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无缝链接。拓宽抵质押品范围，结合农业生产周期和季节规律，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农业农村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统筹运用差别化信贷导向、宏观审慎评估参数微调、监管评价与绩效考核监管、税收支持等政策工具，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增加小微、民营企业信贷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单列信贷计划、实施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等方式保障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必
要资源投入，在先行推动缓解融资难的基础上，坚持风险定价和商业可持续原则，循序渐进缓解融资贵；
推动有序实现“一二五”目标，提高银行业对民营经济信贷支持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贡献的匹配度。推动修订《商业银行法》，修改银行发放贷款应当提供担保的相关规定，推动“信易贷”平台升级改造，支持银行业稳步、合理提高信用贷款比重，降低对抵质押品的过度依赖。
（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打造超越绿色金融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银行体系。“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展绿色金融”，以此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十三五”时期，绿色金融虽有较快发展，但多数银行业机构尚未将其提升至发展战略层而，公司治理框架很少包含绿色金融配套制度体系和激励机制，实践中多停留在经营层面，支持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意识很容易被绩效考核压力和经营指标冲淡。“十四五”时期，要完善绿色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在进一步完善绿色投融资体系基础上，建立健全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体系，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将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三大核心价值因素纳入银行经营管理体系，细化esg产品体系，延伸esg风险管理内涵，融合esg高质量发展理念，从授信全流程管理、产品研发创设、投资决策、风险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推进esg银行体系建设，推动绿色发展全面提质增效。
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中，推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
“十三五”时期，伴随现代科技的快速演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迭代速度加快，使得消费互联、产业互联与金融服务更紧密结合，信息流转与信用流转更有机联动，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非接触服务”更深入普及。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倒逼之下，我国银行业把握四重机遇，数字化转型进程明显加快。一是政策机遇。疫情以来银保监会、央行等多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政策导向明确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线上业务布局，优化“非接触式”服务渠道。二是以渠道网络化加速下沉为代表的社会机遇。疫情催化下，大量场景从线下迁移至线上，各行业“线上”商业模式变革步伐加快，居民消费、企业生产、政府治理数字化进程明显加快，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更加势不可挡。三是技术机遇。回顾技术发展史，银行业一直是尖端技术应用的先行者。“十三五”期间，以5g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日益成为银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驱动力。四是新兴业态逆势暴涨催生新业务增长点的经济机遇。疫情催化下，新线上零售、在线娱乐、在线医疗、在线教育、远程会议办公等一系列新兴业态蓬勃兴起，居民消费模式、企业运作方式和社会运作范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并将继续快速迭代演化。
“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展望未来，己经箭在弦上的央行数字货币大概率在“十四五”前期落地发行，数字经济在为银行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带来新的理念变革、模式创新、流程再造、组织重塑的同时，也在支付脱媒、资金脱媒、数据和系统安全等领域带来诸多严峻挑战。银行业要深刻体认金融和科技深入融合的发展趋势，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这一系统工程。为此需要结合每家银行自身的特点，通过清晰判断未来的发展目标、战略重点、基本保障等要素，建立自身比较优势。
（一）明晰数字化转型战略。坚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基因”确定具体的数字化转型步伐、节奏、目标和重点，推进产品、营销、渠道、运营、风控和决策等全面数字化转型与线上线下一体化深度融合，实现数字化自我赋能。
（二）建立高适配性柔性组织架构。通过打破行内部门藩篱，支撑高速迭代和快速决策，形成实时响应市场的轻型化、敏捷性组织。
（三）秉持客户为中心理念，加速开放生态平台化发展。以市场需求为驱动，平台为载体，形成与客户直联互动的双向机制，依据金融服务频次，构建开放型获客、活客体系，借助金融科技手段搭建多功能综合服务平台嵌入银行应用，方便客户在一站式平台获得全方位服务，实现用户个性化金融需求与金融产品服务实时匹配对接。
（四）打造协同整合生态圈，构建未来竞争“护城河”。以利益共享机制和中后台整合，推进银行内部产品、风控、客户体系协同。与拥有技术和流量等资源优势的外部机构，构建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打造协同生态圈。
（五）严守风险底线，把握好效率与风险的动态平衡。数字化使得金融机构相关性提高，风险隐蔽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系统复杂性更高。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要始终以到位有效的风险防范为前提。通过多措并举，力争更多的银行成为“更好的或全新”的银行，而避免被整合、被降级、被脱媒。
完善银行业公司治理，健全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
良好有效的公司治理是银行业长期稳健运行的基石。“十三五”时期，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出台《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银行保险业公司治理监管评价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制度规范体系不断完善。但包商银行、恒丰银行等高风险机构处置案例表明，实践中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公司治理还存在诸多缺陷，成为一些重要风险事件的“策源地”。表现为：部分机构党的领导弱化缺失；
股权管理不规范、透明度偏低;
主要、控股股东行为不审慎、不合规，大股东控制现象较为普遍；
“三会一层”等关键治理主体履职有效性不足；
绩效考核激励短期化倾向明显，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难以完全落地。
“十四五”是我国银行业加快转型升级，以自身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效支持国民经济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应进一步牢牢把握公司治理这个“牛鼻子”,以落实《健全银行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为契机，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力求从源头防范控制住各类风险，构建符合银行业金融机构特点的权责对等、激励相容、风控严格的银行业公司治理体系。
一是以中小法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重点，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切实发挥好党的领导“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核心政治优势。
二是全面加强股权管理。木着资质优良、公开透明原则，实现股权结构动态优化；
细化股东资质审查，落实对股东和实控人的穿透管理；
持续规范股东行为，依法依规治理股权代持、隐形股东、非法获取银行股权、违规关联交易等乱象，坚持依法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防止大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操纵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
三是加强“三会一层”建设，提升关键治理主体履职质效。更好地发挥股东（大）会权力机构作用，提升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以优化“两会一层”履职评价为抓手，进一步做实监事会，明确高管层履职边界。
四是以强化信息披露为抓手，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债权人、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监督作用。
五是优化绩效考核与薪酬机制。建议相关部门修改《金融机构绩效考核办法》和《商
业银行绩效考评监管指引》，完善风险与收益平衡兼顾的考核指标体系，细化小微、“三农”、绿色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专项激励机制。进一步优化高管人员薪酬结构，建立市场化的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坚持绩效激励与风险损失挂钩原则，落实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管理制度，强化薪酬费用管理。借鉴科技企业做法，稳步推进员工持股试点。
构建可持续的银行业资本补充机制
20xx年以来，银行业内外部监管环境明显趋严，在监管部门“回归本源，专注主业”的政策引导下，资木消耗相对较高的信贷资产增速持续明显高于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见图）。20xx年x月资管新规实施后，银行业积极推进表外和“表表外”业务回表。加之经济增速回落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明显加大。2020年全年计划处置不良资产x万亿元，较20xx年的x万亿元增长近xx%。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商业银行资木补充需求上升，中小法人银行资本补充压力更是骤增。针对上述问题，“十三五”时期金融主管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支持银行补充资本的政策措施，既覆盖永续债、优先股等创新资本工具，也涉及扩大包括保险机构在内的投资主体范围。银行资木补充政策环境有所改善，资本补充渠道得到拓宽。
“十四五”时期，要多措并举构建可持续的银行业资本补充机制，使银行业通过“减费降息”让利和支持实体经济可持续，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提高服务新发展格局质效。
一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保持银行业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相对稳定，净息差稳步、小幅收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提高非息收入占比，维持银行业适当的利润规模，夯实内源资本补充基础。
二是引导主要、控股股东适应高质量发展新要求，适当下调回报预期和分红要求，增加利润留存，增厚核心一级资本的安全垫。
三是坚持分类施策，完善银行资木补充政策体系。“十四五”末期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将要满足金融稳定理事会更高损失吸收能力（the）要求，建议主管部门适时出台政策，鼓励大型银行探索推出合规的the创新资本补充工具。探索转股型永续债、转股型二级资本债、附次级条款的可转债等工具创新，尽快破解发债机构条件、政府股东
资格等难点，推动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补充中小银行资本政策尽快落地起效。
四是简化审核程序，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取消“一行一债”等限制，引入类似“储架发行”的制度安排，以更灵活的发行安排提高资本补充效率。
五是有序拓宽资本补充工具投资者范围。鼓励保险资管、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中长期资金增加银行资本补充债券配置比重，探索将资本补充工具纳入主流债券指数，吸引被动投资，多措并举尝试解决长期存在的银行体系资本补充工具互持的难题。加强对外推介，鼓励境内银行在离岸市场发行资木补充工具。
六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鼓励信贷资产转让市场和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使银行业得以适时盘活、降低风险加权资产。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一是增强资本管理水平，做好资本规划，努力实现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动态匹配平衡。二是优化盈利能力，夯实内外源资本补充基础。把握政策窗口，拓宽自身资本补充渠道。三是优化资产配置，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稳步推进低资木占用的零售业务转型，拓展零资本占用的中间业务，提高单位资木消耗产出效率，最大限度缓解资木压力。
完善监管体制，健全市场化风险防范处置机制
第X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逐步建立起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一委一行两会一局”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在国务院金融委统筹领导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明显进展，金融风险从快速积累逐步转入高位缓释，以包商银行、安邦集团为代表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得到有序处置，守住了系统性风险底线。
“十四五”时期，我国银行业风险总体可控，但新冠肺炎疫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将会持续，一些长期累积的风险矛盾会继续显现，并可能与新的金融风险点交织。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创新的高速迭代演变，金融产品和业态必将更加复杂，潜在风险更容易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跨地区乃至跨国界传递。与此相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整体性、协调性、适应性有待完善和提升，宏微观审慎、央地监管职责边界有待进一步厘清，监管措施差异化、精细化、针对性均有待提升，金融科技的快速兴起使得传统监管手段越来越无法满足监管实践需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问题银行仍然“易
生难死”，零售和对公债权人刚性兑付预期依然普遍存在，处置实践中过度依赖存款保险等公共资金救助，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仍未完全确立，接管、重组、撤销、破产等处置程序的顺序和衔接机制亟待细化。
（一）要直而“十四五”时期金融风险演变特征的变化，与时俱进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金融特点的金融监管体系，实现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业务“全覆盖、无遗漏”。在此进程中不断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一是在国务院金稳委领导下，加强监管协调配合，进一步理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央地监管职责分工，构建跨省区市区域监管协作机制。二是加快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及时消除监管空白，补齐制度短板。三是强化功能监管。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不同监管机构监管下的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同或类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防止监管套利等各种逃避监管行为。四是加强行为监管。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进一步完善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为核心的行为监管体系。五是运用监管沙盒等柔性监管方式，使金融科技创新有章可循。加快监管科技发展，保持与金融科技创新至多“一步之遥”，避免出现技术代差。
（二）要全而总结“十三五”金融风险处置化解的经验教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精准有效防范化解银行业各类风险。一是加强银行业风险的早期识别和干预。在现有压力测试框架基础上，建立问题金融机构预警模型，提高风险预警的敏感性，完善银保监会和人民银行现有风险评级和预警体系；
从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资产负债率、商业模式可行性和重大风险事件等角度入手，按照定量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原则，明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判定标准。细化不同风险等级的早期干预措施，对风险迅速恶化、接近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迅速果断采取处置措施。二是完善市场化、法治化风险处置机制。首先，建立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法规，实现市场主体有序退出，为银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处置“过剩产能”奠定基础。其次，在厘清责任内涵、明确分担和追责机制的基础上，压实金融机构自救主体责任、地方政府风险处置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落实金融监管问责制。再次，明确对高风险银行业机构接管、重组、撤销、破产处置程序和衔接机制，推动有序退出。最后，更好地发挥存款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健全不良资产处置、注资
重组、同业并购、处置基金、过桥银行、引入战投及市场退出等多种方式，健全市场化风险处置和救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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