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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驱散“腐败猜想”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四 唐宋 2012 年 03 月 01 日
进入新媒体时代， 言论闸口日渐拓宽， 信息来源变多变杂， 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 猜想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 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 也给舆论引导增添了难度。
年少轻狂者打伤他人， 父母到医院探视致歉， “八成是仗势欺人给对方施加压力”； 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 总能引发不少人的围观——“看哪， 又一个贪官自寻短见了”。
这种并无根据的揣测甚至推而广之， 变成一些人对某些特定群体的预判：
“不查孔繁森、 一查王宝森”， “品质好的人肯定没法在那里边混” ……
在信息公开不断推进但又不足以完全赢得公众信任的转型期， 人们的一些猜测想象由于不时得到“印证” 而加深， 逐渐固化为条件反射式的成见。
如果这种成见不断生长蔓延， 理应融洽的社会关系便有被割裂和极化的危险。
这样的情势下， 媒体应该怎样作为，才能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 ？
驱散“腐败猜想”， 绝非埋起头来当鸵鸟， 无视客观存在的腐败现象。
恰恰相反， 只有充分正视这一现象， 才能恪守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立场， 才能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团结更多人与腐败现象作斗争。
有人担心， 媒体曝光的贪官， 会不会让人产生“腐败越来越严重” 的印象， 会不会影响党的形象， 消解社会信心？ 这些担心虽有一定道理， 但事实证明， 那种捂着盖着怕揭短的心理， 只会令群众失望。
在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的今天， 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
事实是， 在公众、 媒体、 纪检监察部门的合力作为之下， 一些腐败官员被绳之以法， 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
主流媒体及时准确地报道郑筱萸、 赖昌星等大案要案， 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 表明了我们党“有腐必反” 的决心。
人们对腐败的印象， 大体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本人或身边人的亲身经历， 切身感受； 二是新闻媒体“重构情境” 传递的信息。
媒体分寸把握得好， 有利于达成反腐共识、 遏制腐败现象、 增强反腐信心。
相反， 如果过分渲染阴暗面， 甚至炒作“日记”、“情人” 等腐败细节， 就不可避免地加剧公众的焦虑情绪， 激发更多“腐败猜想”， 让人产生“越反越腐”“无力回天” 的错觉。
这提醒我们， 在报道敏感度很高的反腐新闻时， 不能为了吸引眼球， 把严肃的反腐新闻变成八卦新闻、 娱乐新闻； 不能为了迎合猎奇心理， 把反腐报道情色化， 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满足低级趣味； 更不能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
在这一点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制定的“法律打击、 预防控制、 教育绝缘” 三管齐下的反腐战略可资借鉴。
一方面， 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 要以客观理性充分的报道揭露腐败激浊扬清； 另一方面， 媒体一定要有高度的法律意识、 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注重传播的社会效果， 拿捏好报道的分寸。
只有这样， 才能消减和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 凝聚起“与腐败斗争到底” 的共识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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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媒体“眼球情结”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五 陈家兴 2012 年 03 月 02 日
一则“鲁迅作品大撤退” 的不实消息， 一度引起媒体广泛转载和热议。
传播学研究者追根溯源后发现， 媒体“标题党” 们在一条网络小帖基础上的几度“创作”， 是这则“乌龙” 新闻风行一时的关键。
而“标题党” 乐此不疲的背后， 是少数媒体刻意吸引眼球的“营销心理”。
我们今天所处的新媒体时代， 堪称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早已告别“被灌输”， 而是“自由猎取”。
当每天海量的信息扑面而来时， 受众就开始变得“挑挑拣拣” 了。
斯坦福大学等曾经利用眼球跟踪技术和录像设备， 对网民的新闻阅读行为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 79%的读者在阅读网络新闻时， 属于典型的“浮光掠影” 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秒钟原则” 近乎残酷地起着作用：
如果一条新闻在三秒钟之内不能吸引注意， 新闻就会从受众眼前溜走， 所花费的编采功夫等同白费。
对于媒体来说， 谁抓住了眼球谁就赢得了生存的基础， 求关注、 求影响并没有错。
然而这并不是说， 媒体就要被受众的“眼球” 所左右。
如果媒体都染上“眼球情结”， 唯“眼球” 是从， 舆论生态就会在人为的“拔苗助长” 和“乱砍滥伐”中不断被破坏。
“8 毛钱治好 10 万元的病”、“产妇疑因少送红包肛门被缝”、“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 丈夫躲隔壁‘忍辱’ 一小时”， 这样的新闻曾经紧紧抓住了社会的眼球， 引起强烈关注。
尽管它们最后都被查证为不实， 但医院、 执法人员等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 他们的形象和公信力受到较大损害， 社会对他们的负向舆论情绪也已形成。
在舆论学的“首因效应” 作用下， 事后的更正往往难以修复人们此前业已形成的观念和印象。
如果说这些新闻事件的背后， 是一些媒体在“眼球情结” 作用下急于“抢” 新闻， 省略了深入核实、 多方求证、 请教专家等基本的新闻功课， 是因“急” 而“听风就是雨”。
那么， 还有一些新闻事件则是某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而有意为之， 实因追求“轰动效应”而不择手段。
2009 年全国热议的“偷窥强奸罪” 即是如此。
成都一家媒体有意忽略“两次入室欲行性侵犯并与女方抓扯” 情节， 以“爬树偷窥女邻居， 男子被判强奸罪” 为题报道新闻， 引起全国轰动。
事实上， 判强奸罪的依据是上述情节而非“偷窥”， 当地其他媒体也并未遗漏这一情节， 然而当时的许多报纸和网站同样在“眼球情结” 作用下， 只转载“偷窥强奸” 新闻而不采用其他媒体真实报道。
一时间，
在诸多受众心目中留下了对法官、 法院乃至法治的严重不良印象。
媒体的影响不可低估， 在网络时代， 尤其如此。
一条新闻， 一个观点， 一处看似不起眼的新闻细节， 只要切中大众关切， 就可能迅速形成强大声势和影响， 从而促使一些问题的解决、 推动社会的进步。
但如果滥用舆论法则， 甚至违反新闻传播规律， 则可能对公众和社会造成较大伤害和损失。
受众越是变得“浮光掠影”， 媒体从业者越不能“捕风捉影”、“哗众取宠”， 越是要坚持新闻专业守则，不轻信、 不盲从， 清醒、 理性、 冷静、 踏踏实实做新闻。
一再地“忽悠” 受众， 媒体难免被受众抛弃， 失去立身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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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网络“水波效应”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六 张
铁 2012 年 03 月 03 日
一条“道德不曾跑路， 良心仍在心中” 的微博， 转发超过 21 万次， 在 2011 年“十大转发微博” 中位居第五； QQ 推出“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活动， 超过 600 万网友在 QQ 签名档中点亮爱心……
这样的力量， 与其说是一个原点的激发， 不如说是无数传播者聚集的合力。
在“前网络时代”， 媒体传播是一对多， 而在新媒体时代， 传播更是多对多。
众声交汇的舆论场里， 一些声音会在多点传播中不断向外辐射， 如同池塘中的水波， 越传越远， 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水波效应”， 能量巨大。
以微博为例， 一个人拥有 1 万粉丝， 每个粉丝再有 100 个关注者， 仅仅两次传播， 影响就能达到百万量级。
而仅仅新浪网的微博账号， 就已经超过 3 亿， 更何况还有各种博客、 论坛、 社交网站等等。
每个账号都是一个自媒体， 发布信息、传递观点， 产生惊人的叠加效果。
水波效应固然可能作用于夺人眼球的事件、 偏激极端的观点， 但同样可以传递主流的价值、 理性的思考、 积极的声音。“免费午餐”就是从一个质朴的善念开始， 在 140 字的转发中传递与扩散， “3 元加 3 元” 的同频共振， 掀起一层层爱的涟漪， 为无数山区孩子奉上热腾腾的饭菜， 也写就水波效应的经典案例。
能搅动舆论场“一池春水” 的， 往往触动了人们最深沉的情感、 承载着公众最渴望的声音。
失去双腿， “板凳妈妈” 却以板凳为支架， 照顾了 130 多个孤残儿童； 大雨倾盆，“最美女孩” 不顾自己被淋湿， 为乞讨者撑起一把伞……物质潮流冲刷之下， 道德良知拷问之中， 还有什么能像人性之善那样能产生最广泛共鸣？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诉诸人类普遍情感、 诉诸时代共同感受的网帖， 能够赢得最多的评论和转发， 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
水波传得更远， 也有赖传播方式助力。
如果不能聚拢 680 万粉丝， 郭明义难以把善念辐射向最广大人群； 如果没有微博、 团购等新手段， “聚蕉行动” 也不能把滞销的香蕉售往全国。
魔弹式的“我说你听”， 只是被动传播； 而散弹式的“大家都在说”， 则是主动传播。
自媒体能“选择性关注”， 只有与受众契合， 才能得到波峰加波峰的强劲效应。
对于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 能否用好水波效应， 考验着传播能力， 体现着引导水平。
一方面， 需要主动设置议程， 找到“共鸣点事件”、“公约数观点”， 发现那些体现时代精神、 社会风尚的人物与事件。
而从骑三轮车捡垃圾助学的白芳礼老人， 到单手托举救下跳楼女子的消防战士， 他们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
另一方面， 也需要探求传播规律， 找到“共振频率”、“相通波段”。
如果只是以“要”字打头， 以“应该” 领跑， 投入舆论的石子非但不能激荡波纹， 更容易让人反感、 招致抵触。
创新形式、 创新方法、 创新手段， 正是新闻舆论工作重要的时代考题。
新媒体时代， 每个人都能是舆论水面上漾起的一圈涟漪。
即便手握“金话筒”， 媒体也需要让自己的声音不断传递， 才能成为舆论的领唱， 也才能更好地“引导人民思想、 培育社会风尚”。
而这， 也正是主流媒体的价值所系、 责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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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雷锋” 诠释“行动公益”
詹
勇 2012 年 03 月 05 日
“打气， 打气， 学雷锋义务打气！” 在北京市朝阳门北小街与东四七条胡同交叉口， 每天都有一群孩子在早晨上学前风雨无阻， 为过往路人自行车免费打气。
19 年来， 这支来自东四七条小学的“学雷锋义务打气队”， 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七条小雷锋”。
学雷锋， 见行动。
就在有人慨叹“雷锋叔叔没户口， 三月来了四月走” 的时候， “七条小雷锋” 长期坚守在京城的胡同， “当代雷锋” 郭明义积攒了一本又一本献血证， 一个又一个志愿者扎根于穷乡 僻壤默默奉献。
他们以行动续写着新时代的“雷锋日记”， 也带来了“今天我们怎样学雷锋” 的现实思考。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时间看似平淡， 但往往能深刻地说明问题。
19 年来， 汇聚在“七条小雷锋” 的队列里， 共有 3000 多名少先队员参与义务打气活动。
从“80 后” 到“90 后” 以至“00 后”， 这些在幸福光环里长大的孩子们， 为何能克服娇气稚嫩、 嗜睡懒觉、 没人接送、 过年回家等各种问题和困难， 让打气队的红旗天天飘扬在胡同口， 让学雷锋活动成为自觉追求？
正如东四七条小学校长王欢所言， 为他人打气就是给自己鼓气， 在平凡的义务打气活动中， 孩子们不仅增长了志气、 骨气、 正气、勇气和才气， 而且激发出一种“从小事做起、 为他人服务” 的“行动公益” 精神。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的支撑、 心灵的感召， 才有了“七条小雷锋” 代代接力、 人人争先的道德实践。
解码“七条小雷锋” 背后的“行动公益” 力量， 使我们对雷锋精神有了更本真的思考， 对今天学雷锋活动的动力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雷锋的战友乔安山老人感慨：
学雷锋不难， 难在我们心里。
的确， 为路人打气、 向灾区捐款、 帮邻里干活这样的小事， 对于每一
个人来说都是举手之劳。
然而， 人们往往会忽视， “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起” 的背后， 也需要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雷锋是行动者， 更是觉悟者。
正是出于“当人民的勤务员”、“把别人的困难， 当成自己的困难” 等朴素而高尚的人生理念， 他才会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今天， 面对雷锋精神是否“超前”、“过时” 的质疑， 面对学雷锋活动会否成为“一阵风” 的忧虑， 我们更加需要回到心灵深处， 回归精神家园。
于个人而言， 只有真诚地回答自我与他人、 有限与无限、 平凡与伟大等“雷锋命题”， 将雷锋精神内化为价值认同、 行为准则， 把行善助人作为一种心灵需求， 才会像雷锋和郭明义那样坦然面对讥讽、 毅然做“傻子”， 才不会面对跌倒的老人、 受伤的儿童冷漠围观，绝尘而去。
于社会而言， 只有将雷锋精神的理念内核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 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才有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我们时代的道德共同体才有了坚实基础。“如果大家都像雷锋和郭明义一样多为别人着想一些， 那才是一个令人留恋和可以依靠的社会。” 网上一位“90 后” 大学生对“小悦悦事件” 的反思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 也体现着我们这个社会继续前行的方向。